《眼科新进展》  2018年10期 968-971   出版日期:2018-10-05   ISSN:1003-5141   CN:41-1105/R
我国原发性青光眼患者外周血中含缬酪肽蛋白和α-胞衬蛋白含量的研究


        青光眼是一组进行性视神经损伤病变,共同特征为缓慢的进行性视网膜神经节细胞(retinal ganglion cells,RGCs)及轴突的丢失,从而导致视盘形态的改变并伴随视野的缺损[1]。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导致RGCs死亡的最大危险因素是眼压的升高。现有研究表明,药物和手术治疗可以显著降低眼压[2-3],但临床研究发现,眼压的下降并不能完全阻止RGCs的丢失[4]。有研究显示,青光眼与自身免疫反应有关[5-8]。本试验通过对比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(primary angle-closure glaucoma,PACG)患者、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(primary open angle glaucoma,POAG)患者与正常人外周血中含缬酪肽蛋白(valosin-containing protein,VCP)和α-胞衬蛋白(α-fodrin)含量的异同,以期寻找我国青光眼的免疫学指标,为青光眼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依据。
1 资料与方法
1.1 一般资料 选择自2015年1月至2017年9月首诊于我院和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青光眼患者,入组前均未经治疗,青光眼诊断标准参照《我国原发性青光眼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(2014年)》。PACG组:患者40例,年龄(53.85±20.26)岁,男22例、女18例,纳入标准:有一眼原发房角部分或全部关闭,并有急性病史或慢性眼压升高,伴有视盘损害和视野缺损。POAG组:患者40例,年龄(55.76±21.15)岁,男19例、女21例;纳入标准:24 h眼压峰值超过21 mmHg(1 kPa=7.5 mmHg),伴有视盘损害和(或)视野缺损,房角开放。对照组:40例,均来自于同期我院健康体检者,年龄(54.86±21.78)岁,男17例、女23例,未合并任何眼病。PACG组、POAG组及对照组患者均排除眼部外伤史及手术史,排除眼部免疫相关疾病如葡萄膜炎、干燥综合征,排除全身免疫系统疾病和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甲亢、系统性红斑狼疮、1型糖尿病等。本研究获得郑州大学医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,患者知情同意。
1.2 药品及器材 人VCP的ELISA检测试剂盒由武汉CUSABIO公司提供,α-fodrin的ELISA检测试剂盒由武汉Elabscience公司提供,生化培养箱由上海三发科学仪器有限公司提供(型号:SHP-160FE),酶标仪由美国BIO-RAD公司提供(型号:i-MARK),低速离心机由安徽中科中佳仪器有限公司提供(型号:SC-3610),超纯水器由美国Merck Millipore公司提供(型号:MILLI-Q)。
1.3 方法
1.3.1 血清的获取 在临床确诊为青光眼后未行手术和药物治疗前,抽取所有患者和对照组人群清晨空腹静脉血3 mL,4000 r·min-1离心10 min,取血清放入Eppendorf管,于-80 ℃冰箱内冻存备用。
1.3.2 ELISA法测定血清中VCP、α-fodrin的含量 按照试剂盒说明书操作顺序分别测定血清中VCP、α-fodrin的吸光度值(A值),使用BIO-RAD酶标仪检测。
1.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3.0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,计量资料以x?±s表示,组间均数经Bartlett检验证实方差齐。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比PACG组、POAG组和对照组血清中VCP和α-fodrin的含量。分别对VCP和α-fodrin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(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,ROC),计算曲线下面积(area under curve,AUC),AUC为0.5~0.7提示诊断效能较低,AUC为>0.7~0.9提示有一定的诊断效能,AUC>0.9提示具有较高的诊断效能。根据ROC曲线图中的敏感度和1-特异度对应的坐标点,计算约登指数。选取最大约登指数对应的浓度作为判别的临界值,根据临界值将原始数据离散为二分类变量后,分别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。P<0.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。
2 结果
2.1 各组VCP和α-fodrin的含量 VCP和α-fodrin在POAG组、PACG组和对照组中的含量见表1,组间均数经Bartlett检验证实方差齐。POAG组、PACG组和对照组3组间两两相比,VCP、α-fodrin的含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(均为P<0.05)。VCP、α-fodrin在POAG组均高于PACG组,两组又均高于对照组。



2.2 VCP和α-fodrin的诊断性ROC分析 VCP和α-fodrin两种指标的ROC见图1。VCP的AUC为0.754(95%CI为0.646~0.862,P<0.001),提示具有一定的诊断效能;α-fodrin的AUC为0.610(95%CI为0.486~0.733,P=0.091),提示无诊断价值。
2.3 POAG和PACG患者发病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根据图1中的敏感度和1-特异度对应的坐标点,计算约登指数(敏感度+特异度-1)对应最大值时各指标的临界值。根据临界值将原始数据(POAG组和PACG组)离散为二分类变量,分类标准:VCP<108.020 ng·L-1时赋值为0,VCP≥108.020 ng·L-1时赋值为1;α-fodrin<0.335 μg·L-1时赋值为0;α-fodrin≥0.335 μg·L-1时赋值为1。并将转化后的两个分类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,结果示,VCP是POAG患者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(OR=9.134,P<0.01),α-fodrin对POAG患者发病无影响 (OR=2.978,P=0.069);VCP和α-fodrin对 PACG患者发病均无影响(OR=1.764、1.312,P=0.053、0.061)。



3 讨论
        青光眼是全球首要不可逆性致盲眼病,目前我国40岁以上人群中闭角型青光眼患者高达1010万,开角型青光眼患者达到1200万,且开角型青光眼患者数量有逐年上升的趋势[9-10]。许多青光眼患者经过抗青光眼滤过手术、激光治疗、药物治疗后眼压降低到正常或低于正常眼压水平,但仍继续发生视野缺损、RGCs层厚度变薄和中心视力下降等视功能损害,提示除直接的压力损伤和局部缺血外,有其他因素参与青光眼RGCs的损伤过程[11]。Bakalash等[12]在摘除胸腺的大鼠上制作青光眼高眼压模型,发现摘除胸腺的大鼠RGCs的存活数量明显下降,进一步提示免疫因素在青光眼的发病中占有一定的地位。Hata等[13]将其先前合成的VCP调节剂(KUS121)注入视网膜缺血性损伤的小鼠体内,发现KUS121可以抑制内层视网膜的变薄和RGCs的死亡,通过视网膜电图检查发现,KUS121对于视功能也有较好的维持作用。既往研究多为抗体检测,本研究拟寻找青光眼疾病潜在的自身抗原标记物。
        本研究通过ELISA法测量VCP在青光眼患者外周血中的含量,发现VCP在PACG和POAG患者中的含量均升高,且在POAG患者中升高较为明显。在同类型的研究中,Lee等[14]采用了同样的检测方法对相应抗体进行检测,发现在POAG患者体内VCP抗体含量较正常眼压型青光眼和正常人显著升高,并认为通过ELISA法同时检测VCP和α-fodrin可用于早期青光眼的筛查。VCP亦被称为p97或CDC48,是与多种细胞活性相关的三磷酸腺苷酶超家族中的一员[15],VCP参与了许多细胞活动,包括转录和代谢调节[16]、DNA损伤应答[17]、染色质重塑[18]、内质网相关蛋白的降解[19]、泛素依赖的蛋白降解[20]等。Egerton等[21]发现,在酵母模型中,VCP的突变可导致内质网相关蛋白降解障碍,当内质网压力升高和体积扩大时,将会导致氧化应激依赖的凋亡细胞的死亡[22]。Tezel等[23]将培养的人及鼠RGCs与HSP27抗体共孵育后,HSP27抗体由受体介导的内吞入胞机制进入培养的RGCs中,导致肌动蛋白细胞骨架降解增加,最终导致细胞凋亡。因而推测,青光眼患者体内VCP突变导致患者体内产生了具有攻击自身相关组织(如RGCs)的抗体,并通过一系列途径使RGCs凋亡增加,从而使青光眼患者的病情进一步恶化。但VCP突变的原因仍需更进一步研究。
        我们通过同样的方法测量α-fodrin在不同类型的青光眼患者外周血中的含量,发现在PACG和POAG患者中α-fodrin含量均升高,且POAG患者较PACG患者仅轻度升高。fodrin是细胞膜骨架蛋白的成分之一,在大多数哺乳动物细胞中均有表达,由α亚单位(相对分子质量为240 000)和β亚单位(相对分子质量为235 000)组成。α亚单位可能与膜离子通道和泵有关,参与细胞内钙离子浓度调节和腺体的分泌,在凋亡过程中可裂解出相对分子量为120 000 和150 000的片段[24]。此外,α-fodrin在细胞凋亡早期可被半胱氨酸蛋白酶家族(Caspase)裂解,并导致结构重新排列,而且相对分子质量为 120 000 的片段是Caspase-3裂解的靶点。凋亡细胞的死亡会进一步激活蛋白裂解级联反应[25]。Caspase对于细胞凋亡起到了很大的作用,尤其是在慢性神经病变性疾病中,如亨廷顿舞蹈症、帕金森病和阿尔茨海默病[26]。Grus等[27]发现,德国和美国的青光眼患者体内相对分子质量为120 000的抗体滴度升高,经Western blot确定相对分子量为 120 000 的片段为α-fodrin。Tahzib等[25]也在小鼠慢性高眼压模型的研究中发现Caspase-3活性增高,且α-fodrin的相对分子质量为120 000的片段被Caspase-3裂解的水平较对照组增加。而Caspase-3是细胞凋亡蛋白酶级联反应的关键酶[28],Caspase-3可裂解细胞内许多关键蛋白,是凋亡的执行者[29]。本研究发现,青光眼患者体内 α-fodrin水平升高,可能激活Caspase蛋白酶家族,使Caspase-3活性增高,导致Caspase的级联反应,引起了RGCs进行性凋亡,从而导致青光眼患者病情的进一步加重。
        ROC分析结果提示,VCP对于青光眼有一定的诊断效能;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,VCP是POAG患者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。因此,VCP可能是一种青光眼患者体内的特异性自身抗原,也提示其可能是青光眼诊断的潜在标记物。而α-fodrin对于青光眼无诊断价值,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,α-fodrin对POAG、PACG的发病均无影响。但Grus等[27]研究结果显示,POAG患者外周血中α-fodrin的含量与正常人群有较大差异。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与不同研究的人种差异、样本大小不同有关,后续研究可通过同时测定抗原与抗体的试验设计,更全面地评估该指标在疾病的发生与发展中的作用。
        综上所述,本研究通过检测青光眼患者外周血中VCP和α-fodrin的含量,发现在POAG患者体内VCP和α-fodrin的含量均较PACG患者和正常人群升高,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提示,VCP为POAG的独立危险因素,进一步证实了免疫因素在青光眼视神经损害机制中起一定作用,可为POAG的早期发现提供依据。